中考新闻 2024-09-10 311
2024年9月开学季,将有百万名学生跨入中职的校门,成为一名中专生,他们会拥有“光明的前途”吗?
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,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教育“双轨”,并且在某个历史时期,两者平起平坐、互为补充,为社会输送不同类型的人才。
然而,由于种种原因,这两根轨道逐渐失衡。普通教育无论是在生源质量,还是教育资源上,都远远强过职业教育。职业教育甚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和污名化,读不好书的孩子才去念职校的观念深入人心,接受职业教育成了一种“不得已”的选择。职业教育由此式微,而“普职结构”的严重失衡,进一步导致了人力资源的错配:大学毕业生**难和技术工种用工荒,同时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。
时至今日,高考已成为国家级别的重大事件,是许许多多家庭的未来所系,却不太有人记得,其全称为“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”,仅仅是“双轨”的其中之一。而随着**压力的增大和职业教育水平的提升,也让许多人意识到,在高考之外,其实还存在巨大的可能性。我也想借此机会,和大家系统性地聊一聊职业教育的话题。
本文探讨了五个问题:
4.如何复兴职业教育
我国的职校教育,不是因为被歧视才搞不好,而是因为搞不好才被歧视。而职校搞不好,也绝不是因为不知道方法。
早在上世纪80年代,我国就开始全面学习国外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,四十来年来,光是派去德国取经的就不下10万人次。在2005年国务院提出《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》之后,科研文章的数量更是一路飙升,不到20年就突破了20万。还有不少地方政府先后与德国有关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,直接把德国职校搬到国内。
然而,职校的问题,属于职校本身的只是一小部分,其背后反映出来的,是我国的教育制度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。要发展职业教育,改变普职失衡、学历膨胀、技能错配的现象,不能只在职校上使劲儿,而是需要先对所谓的“双轨制”,进行系统性的重构,通过制度来削弱,而非强化普通学校和职业之间的分层状态。
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:设置独立的职校招考制度,特别是中职和普高招生,绝不能用一套试卷;取消任何强制性地分流政策,设置更加弹性的分流时间;确保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之间,转轨通道的双向畅通,特别是要降低职业学校学生,转入普通学校的门槛;确保两根轨道,具有同样的升学前景,中职学生和普高学生,应该有同样的几率,获得高等教育,而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高等院校的学生,也应该有同样的机会,获得更高层级的学历和学位。
其实,这些措施的核心,就是一个词:平等。现实社会当中,每个孩子的起跑线并不一样,跑步的装备也不一样。但是,现代教育制度的一个基本目标,就是至少保证跑道是一样的,一样的起点和终点,一样要跨过的栏架。如果是“双轨制”,那就要确保,这两根轨道的平等性,要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,成为平等的两个教育类型,而不是前者是后者之下的一个“办学层次”。
5.职业教育的成绩与不足
教育资源分配
然而,平等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,尤其是在职业学校长期遭受系统性歧视的情况下。除了制度保障之外,教育资源的分配同样重要。
各级职业院校,在教育经费和师资力量上,都比同级的普通院校薄弱。2019年,国务院出台了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,强调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,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水平适当高于当地普通高中,高等职业教育要在不低于生均12000的基础上,逐步提高拨款水平。
然而,根据教育部的公告,到了2022年,中职学生平均每人的教学经费是23470元,比上年增长1.2%,普通高中是24854元,比上年增长2.8%。两者的差距,似乎还拉大了。高等教育阶段,全国普通高校的生均经费是39220元,高职高专的没有公布,我简单用总投入3392亿,除以在校生1671万,算出来是20300元,“达标”了,但只有普通高校的一半。
再来看学生和老师的人数比:普高13:1,中职19:1,普通本科是18:1,高职专科是20:1。高教的数据比较接近,但我拿公报上的数据再算了下,普通本科在校生1966万人,专任教师132万人,生师比15:1,高职专科在校生1671万,专任教师62万,生师比27:1。有点疑惑,为什么同一份公报,两个数据对不上?
职教高考与职业本科
从实践上来看,近年来我国确实在职业学校教育上加大了投入,也在制度上做了些优化。比如说,2012年开始,各地陆续开展了“职教高考”的试点。2019年,国家层面的职教改革对这项制度予以明确,至此高职院校有了独立的招生渠道。去年教育部又发文,职教高考将成为高职招生的主渠道,中职的定位,也将从**导向,转变为**与升学并重。
再比如说,职业教育的天花板不再是专科,而是多了“本科层次职业教育”、“应用型本科”、“专业学位研究生”这些选项。教育部明确表示,要进一步扩大职业本科教育,并且开放“升格禁令”,支持部分符合条件的专科层次高职院校,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,或者升级部分专科专业、试办职业本科。
再再比如说,2022年,时隔近26年之后,全国人大第一次修订了《职业教育法》,至少在法律层面上,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“同等”地位。
然而,要拉平“双轨”,这个步伐既迈得不够大,也迈得很艰难。就拿前面提到的“职业本科”为例,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表示,要督促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,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变,占全国1200多所本科院校的一半。其后,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出台文件,鼓励和引导高校转型,举职业教育。2021年的时候,相关目标甚至被纳入了“十四五”规划。然而,截至2023年6月,职业本科院校只有33所,招生7.6万人,不到高职招生数的2%,高校招生总数的1%。
再说“职教高考”。这个词其实是要打个引号的,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,我国还不存在可以和那个“高考”——也就是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——相对应的全国统一的高职招生考试。虽然有了“职教高考”这个概念,有了国家层面的政策,但各省基本上是各管各的。一来,招生范围主要还是本地高校招本地毕业生,跨区域的很少。二来,对于“职教高考”怎么考这个问题,各地区别很大。有的地方是统考单招,有的是文化统考、技能单考,还有的,省里只负责统筹和监督,命题和招生都是高校自己安排。各地连叫法也不一样,有的叫“春季高考”,有的叫“高职单招”,还有叫“三校生高考”、“对口招生”、“分类招考”,等。
至于具体考什么,那问题就更多了。考文化还好,语数外出套卷子就可以了;考技能么,问题就大了。几十个专业大类,考试的范围、标准、形式、评分怎么定?反正大家都摸索着来吧。有的省份要考技能操作;有的就搞个面试,问几个问题,10来分钟考验一下学生的“综合素质”;有的只有笔试,考专业理论,或者职业适应性;还有些省份,压根儿没有技能考试,中职升学仍然是只考语数外。
这样五花八门的“职教高考”,结果很难说得上公平。至于“职教高考”和统一高考之间的公平性,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高职专科仍然是个“层次”,录取批次要排到最后。普通高中毕业生,想要读高职大专,完全可以通过高考渠道,报考院校、专业方面没什么限制,录取分数低,也不用进行技能测试;如果要参加各种“职教高考”,也有不少途径,总的来说,并不比中职生困难,甚至限制还更少。而反过来,中职生“升”到本科层次,要分几步,各位读者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。
有意思的是,“职教高考”这项制度,原来是同时向普高和中职生开放。2021年底,人大建议降低中专生升学门槛,教育部的回复里面,就强调了要搞“职教高考”这件事。这个回复引发社会热议,很多人疑惑,职教高考是不是中职学生参加的高考?
为此,《中国青年报》刊发了一篇专家文章来澄清。我给大家概括一下:“职教高考”允许所有高中毕业生报考;它也不能变为只属于中职毕业生的高考,因为这会让职教高考成为比普通高考低一层次的高考,不利于普职融合;普通高中毕业生可以参加,意味着普通高中也应开设职业技能课程,供今后想选择“职教高考”的学生选择;有条件的地区,可进一步探索取消中考普职分流,建立普职融合的综合高中,同时开始学术类和技能类课程,学生自主选择上什么课,参加哪种考试;如果担心普高生挤占中职生的升学机会,正确的应对之策,应当是强化技能测试的作用,优化其形式,增加其权重,以此来增加中职学生在考试中的竞争优势,而不是通过限制报考,来降低考试的竞争性。
想法很美好。可惜从去年开始,有不少地方一改惯例,限制了普高应届生报名,真的把“职教高考”做成了中职生的高考。各种中介、培训机构,甚至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,也拿这个做卖点,强调职教高考难度低、题量少、人数少、对手弱。
然而,这恰恰是职教高考应该避免的,因为这就是在坐实职教高考就是要比普通高考矮一头。而高职院校如果想招到普高应届生,那么还得从普通高考招,老老实实地排在最后一个批次等剩下的,又坐实了自己比普通院校矮一头。
取消中考“分流”与高中阶段“普职融合”
对于高中阶段的“普职融合”,2022年初的两会,全国和地方的多名代表委员都呼吁取消分流,或者至少是改革分流,刚性改柔性,不要定比例,有条件的地方,进行高中后分流。然而,教育部的态度,仍然是认为中考的普职分流非常有必要。
4月份新《职教法》通过,取消了老《职教法》里“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”的说法,用了“普职协调发展”这个词,最后公布的文本,还把征求意见稿里,分类协调发展的“分类”两个字给去掉了。有专家和媒体解读,这就代表中考强制分流,强制会越来越弱,分流会逐步取消。教育部立刻回应:这是误读,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,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都要协调发展。看来高中阶段的两根轨道,仍然要泾渭分明,普职融合,尚未可期。
然而,在我看来,取消中考分流,将普职分流时间延至高中以后,对发展职业教育而言,恰恰是势在必行之事。其原因,除了我一再强调的,中考分流本身会制造出巨大的不公平,对职业教育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之外,还有两点。
首先,是中职升学率的变化。其实我们回头去看,80年代教育结构改革,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时其实有一种预设,中职毕业就去工作,高中毕业才去升学,因为那时候高职实在太少了,中职生根本没地方升学。
现在情况则有很大不同。2021年,中职毕业生升学总数超180万人,比例达55.9%,直接**的比例不到40%。这是平均水平,部分地区的升学率还要更高。比如说北京、深圳、上海,2022年这个数字分别是92%、89%和76%。部分中西部省市也不低,比如南宁市76.94%,整个西藏是60%,甘肃2021年是72%。
有学者调研西部六省24地市2万多名中职学生,有升学意愿的超过八成。接近六成的学生明确表示,希望通过提高学历来改善自己的命运。也就是说,要不是客观条件限制,像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,或者当地的高职院校太少,他们都想继续读书,而不是去工作。
我们国家正处在产业升级的进程当中,各种**岗位对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。再加上学历膨胀,高等教育背景已经成了很多职业的基本要求,中职学历根本不够。前阵子视频网站上疯传一条视频。有中专生称被学校强制送到厂里拧螺丝,实习工资被克扣。面对学生投诉,校长大言不惭地说:我们是单位正常实习,中专生能干什么呀?他又不是大专生!
听了这样的话,我想很多读者首先感到的肯定是愤怒,但之后,又会有一点心酸。中专生能干什么呢?这个疑问,恐怕也根植于莘莘学子心中,也是他们升学的首要动因。
既然绝大部分中职生都想走或已经走了升学路线,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,就是中职教育的内容能否为高职教育打下基础,而不是能否获取**必需的技能,因为**准备完全可以在高等教育阶段完成。那么,现在中职教育与高职是否紧密衔接,是否是高职学习所必须的?
答案都是否定的。
这就是第二个原因。一方面,中职教育的内容与高职教育脱节严重,在专业设置、课程设计、培养方案、教学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割裂。再加上现在的很多中职,一门心思从学生身上榨油水,根本没有好好教学。所以,哪怕是同一领域、相关专业,到了高职之后,一切可能还要从头学起。
另一方面,现在的高职院校,出现了生源多元化的趋势。2019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,要“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、下岗职工、农民工等报考”,由此拉开了高职院校“百万扩招”的序幕。中职生和普高生,应届生和往届生,还有来自社会各个角落,希望改善命运的人,都在高职这个舞台上,获取开启自己下一段人生的钥匙。
他们的经历不同,知识储备不同,技能水平也不同,在招考的时候,有些还是申请制,免试入学,因为根本没法儿考啊。生源多元化,当然不是坏事。但这一来,对高职院校的教学方式,提出了新的要求;二来,如果基础不同的学生,都可以完成高职教育,拿到毕业证书,那就说明,完成中职教育并不是完成高职教育的必要条件。甚至,相比其他生源,中职还限制了学生的选择。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,中职生今后想跨专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中专学了烹饪,高职却想选汽车专业,那这个中专可能还不如不念。
念完中职,大概率是继续读高职,但在中职学到的东西,却对读高职帮助不大。哪怕没有读过中职,**的准备工作——无论是学习专业理论、获取职业技能,还是提高综合素养——都可以在高职阶段完成。那么,中职学校存在的意义何在呢?
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初中后分流的原因。粗暴、强硬的分流方式,破坏了教育公平性,是其一;在现在的发展阶段,中等职业学校存在的价值越来越弱,是其二。不过,这绝不是说,在高中阶段就不该有职业教育。恰恰相反,高中阶段正应该强化职业教育,帮助学生选择职业道路,打下牢靠基础,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——包括高职院校教育和普通大学教育——做好准备。
所以,在高中阶段,要搞普职融合、柔性分流,将中等职业教育化整为零,变成普通高中的职业技能课程,就和文理分科一样,学生自主选择上哪套课,参加对应的考试,升入应用类或学术类的大学。
对于想毕业后直接**的学生,我们也可以参照日本的做法,延长高中学制,增加一年的**课程,帮助学生迈向社会。而原本的中等职业学校,一部分可以改为带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普通高中,一部分可以转型为高职预科,与高职院校紧密联动,进行五年一贯制培养。还有一些专业性强、校企合作紧密、毕业生不愁出入的名牌职校,可以保留下来,给学生更多元的选择。
企业的深度参与
普教和职教,各有所长。让两者在制度和资源上平等,只不过是第一步。要真正做到复兴职校——没错,我用的是“复兴”这个词——就得在平等的基础上,发挥职业学校的优势。这就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了,因为职业学校虽是教育机构,却身处市场之中。它的优势就在于和**——或者更具体地说,和企业的需求,紧密相连。企业的深度参与,是办好职校的必要条件。
前面我们讲了,在德国,企业是职业教育的绝对主体,招生、教学都是企业说了算,师资、经费也主要是企业来提供。而企业既然出钱、出力,让职校为自己“量身定制”未来的员工,自然会在他们毕业之后让他们为自己打工。这样一来,职业学生就不愁找工作。学生能找到工作,企业能招到工人,学校也能办好,三方都得了好处——这一整套逻辑是通的。
但在我们国家,90年代校企分离后,两者之间的联系就少得可怜。不要说企业占主导了,只是“合作”这一点,就已经是困难重重。企业不出钱、出力,也不管学校到底是怎么教的。当然,这里面的问题,很多不是出在企业身上。
比如说,社会对职业院校的系统性歧视,肯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态度。职校在招生和分配教育资源方面受到歧视,生源和教学质量不理想,企业不愿意到职校招工,自然也就不肯在职校教育中投入资源。
再比如说,企业就算想和职校合作,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企业和学校之间的沟通,渠道有限,规范缺位。校企分离之后,绝大部分职业学校的主管部门,从各大经济职能部门调整为了属地的教育部门。然而,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,必然要涉及企业,涉及生产经营。不管是制定规范、监督管理,还是牵线搭桥、主动推进,仅靠教育部门单打独斗,肯定是不行的。行业主管部门、人社部门都要一起出力,还需要一个可以同时协调学校和企业的中间机构来具体执行。然而,在我们国家,跨部门的合作向来是难点,这个也不用多说。
至于中间机构这个角色,国外一般是行业协会来担任。但是在我国,行业协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。许多行业的行业协会,既没有能力,也没有意愿去承担这一类的职责。2016年的一项调研显示,90%以上的学校和企业都认为,行业协会对双方的合作没起到什么作用。
我在前面提到,对于职业教育,行业协会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一方面,它除了提供渠道和规范之外,还直接参与调整教学大纲,设定考试标准,组织各种职业技能测试。职业院校之所以能够紧跟市场变化,根据市场需求来培养人才,行业协会功不可没。另一方面,如果没有行业组织的协调和整合,广大中小企业很难以个体的形式直接和职业院校合作。校企合作的企业方,80%是国企,外资、合资企业占17%,其他民营企业只有不到3%。
早年的校企一体催生了职校的辉煌,而企业制度改革之后,职校和企业联系,却一直都没有重新建立。市场化程度越高的行业,职校发展得越差,那些旧体制有一定保留的行业,比如铁路系统,校企合作反而搞得不错,这实在是令人有些唏嘘。
虽然2016年后,国家密集出台了许多“促进产教融合、加强校企合作”政策,但是要重振职校,恐怕不是政策层面能够解决的。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深度合作,背后代表的是教育和市场的全面融合。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市场运作方式,都要做相应的调整。这种改革的规模和深度,恐怕不弱于跨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场巨大变革。
结语
教育供给的公平性和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,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成败,也间接地通过职业教育,影响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福祉。黄炎培说过,职业教育可使“无业者有业、有业者乐业”。如果职业教育搞不好,老百姓只能在“无业”和“不乐业”中二选一,企业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技术人才,个人的幸福,经济的发展,文明的进步,恐怕都无从谈起。
因为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,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还存在不少的缺陷。改革势在必行,不是职业教育改革,而是教育改革,是对技术人才从发掘、培养到走上**岗位,所涉及到的一切制度安排进行改革。其牵涉面之广,需要的力度之大,如果没有巨大的毅力和决心,绝对难以做到。现行改革措施,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,甚至诸如“中考分流”之类的政策,还在起反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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